核心提示：長期以來，學界對晉商、徽商研究甚細，而對豫商言之尚少，且概念模糊，乃至明清十大商幫上都缺失了”豫商“的名字，而在中國新五大商幫里，豫商更是寂寂無名，讓源遠流長的”商道“精神在中原大地上幾乎無所依托。

 

　　自古以來中原地區就是我國商人、商業和商文化的重要發源地，我國早期的商業活動、商人代表和商業理論都可認為是源自河南，因此豫商是我國早也是持續時間長的商業群體，在中國早期的商幫文化里，豫商占有重要地位。而康百萬家族無疑是近代豫商的代表之一，其經營思想、經營方式、經營地域、文化理念、財富使用等方面都代表了豫商獨特的精神氣質。

 

　　長期以來，學界對晉商、徽商研究甚細，而對豫商言之尚少，且概念模糊，乃至明清十大商幫上都缺失了”豫商“的名字，而在中國新五大商幫里，豫商更是寂寂無名，讓源遠流長的”商道“精神在中原大地上幾乎無所依托。

 

　　河南是中國商文化的發源地。辛樹幟《禹貢新解》因丁山《九州通考》說，豫州以謝地得名，《詩·嵩高》、《鄭語》記載了周宣王為申伯營謝，甚至春秋時期的霸主之一鄭桓公也曾經打算遷往于此，可見在先秦時期河南地區的環境之優美舒適，宜耕宜居，交通便利，正是諸多的便利條件，剩余產品的大量出現增加了商品交換的可能，”殷人重賈“也就成為一個必然的社會風氣。并且河南商人經商的傳統由來已久，在中國早期的商幫文化里，豫商是領導者。我國早有史書記載的商業活動，就是夏朝中期殷人”肇牽牛車而遠賈“，居住于今河南商丘的商始祖王亥帶領商族人”做服牛“”以為民利“，以帛和牛當貨幣，在部落間進行交易。”商人“一詞由此得名。南陽的范蠡和濮陽的呂不韋堪稱時代商雄，商丘之計然是為中國早的商業理論家；范蠡以計然為師將商業理論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，”情商“呂不韋，籌劃完成了”貨天下“的宏圖大業，堪稱一代人杰。早期的豫商精神集大成者洛陽人白圭在說到經商之道時講：”吾治生產，猶伊尹、呂尚之謀，孫武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“概括之，我們可以說是”智“、”勇“、”仁“、”強“的能力和行為素質，并且他把經商與智慧、道德相互聯系，形成了豫商乃至整個中國商業精神的內核，以致太史公在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里，畢恭畢敬地將白圭奉為”天下治生祖“。除了優秀的商業精英，漢唐時代的洛陽、北宋的都城汴京，不僅是全國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也是當時世界上大、繁榮的商業都市。北宋以后，雖然經濟、政治中心南移，但中原大地的開封、洛陽、商丘等地仍然是繁華的商埠重鎮。

 

　　提起豫商，尤其不能不提縱跨明、清、民國三個歷史時期，富裕十二代，歷經四百多年輝煌的鞏義康百萬家族，該家族可稱為歷史上豫商當之無愧的代表?？导覐拿鞒衅谝越洜I店鋪起家，以利用漕運發家，以收購土地興家，以儒家文化傳家。其產業巨大，聲名顯赫，他們運用手中財富，憑借黃河、洛河舟楫之便，搞航運貿易，經營鹽業、木材、糧食、棉花、布匹、絲綢、錢莊、藥材等。到清代中期，康百萬家族富甲豫、魯、陜三省、船行洛、黃、運、涇、渭、沂六河，兩次懸掛”良田千頃“金字招牌，土地達十八萬畝，財富無以數計，成為中原一大富豪。民諺稱其”頭枕涇陽、西安，腳踏臨沂、濟南；馬跑千里不吃別家草，人行千里盡是康家田“。一九○○年八國聯軍攻戰北京期間，康家曾為慈禧太后、光緒皇帝在黑石關修建行宮、架設浮橋、鋪設御道，還向朝廷奉獻百萬銀兩，被慈禧太后賜封”康百萬“，名揚天下。民間百姓還將康百萬與巨富沈萬三、阮子蘭并稱為”三大活財神“，印成年畫張貼，祈致財富。

 

　　中國人常言”富不過三代“，而康百萬家族卻創造了中國財富的神話，堪稱一代儒商的典范、豫商的楷模，特別是其富含哲理的家訓《留余》令人印象至深：留耕道人《四留銘》云：”留有余，不盡之福以還造化；留有余，不盡之祿以還朝廷；留有余，不盡之財以還百姓；留有余，不盡之福以還子孫。“蓋造物忌盈，事太盡，未有不貽后悔者。高景逸所云：”臨事讓人一步，自有余地；臨財放寬一分，自有余味。“推之，凡事皆然。坦園老伯以”留余“二字顏其堂，蓋取留耕道人之銘，以示其子孫者。為題數語，并取夏峰先生訓其諸子之詞以括之曰：”若輩知昌家之道乎？留余忌盡而已。“時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敬題。世代相傳的”留余“祖訓所體現的”尚中庸、積蔭德、重家教“思想正是傳統豫商精神的精髓，與新時期和諧的商業道德要求殊途同歸。以康百萬家族為例，可以看出豫商和晉商、徽商在經營思想、經營方式、經營地域、文化理念、財富使用等方面存在著的諸多差異。

 

　　從經營思想上看，晉商重錢不重官，”學而優則賈“（山西常氏家訓），全心做生意，從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賺錢；徽商重官不重錢，有極重的&

 

　　本文摘自河南省豫商聯合會網站